甚至有时间去百货铺子里转上一圈，出来的时候，便多了一顶帽子，或者一个围巾。
记得几年前入学的时候，局长便说我不适合跑外勤。
我问他为什麽。
他便说我长得过於清秀，怕是跟踪的时候容易引人注意。
我不想学电讯，也不懂刑侦，若是不做外勤，便只能退学。那时候武汉局势已经十分紧张，正经找工作往往都落个行乞的下场，何况我这种混吃等死的混混。天上掉下来个包吃包住包工作的培训班，我又怎麽甘心放过这麽好的机会？
半年学业结束，我的跟踪课倒是拿了第一。
只是一拿到结业证书，便顿时又得过且过，与我同期的现在大小也是个组长，还有几人都当了副站长站长。也只有我才还在这个第七特别局里死混。
陈沧水走了几个小时，竟然也不叫黄包车，仿佛要欣赏上海滩的美景似的，从法租界走到日占区，又从日占区走出去，绕道老城隍附近，最後竟然走到了沪西地区。我仰头一看路标，豁然写著“安顺路”几个字。
我依稀记得他刚到时提过这条路，这会儿突然来到这里，也绝非巧合。然而不容我细想，陈沧水就突然消失在视线之中。
我连忙快步上前，周边找了一圈，拐进了一个小巷，就看见陈沧水站在巷子里，悠闲地抽著香烟。他瞧我，也不惊讶亦不生气，抬手拿著烟问我：“来一根？”
我一瞬间尴尬至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走过去拿了根烟，闻了闻，是金鼠牌，算是中档烟，只是近年物价上涨厉害，五十根也得十多块钱。都快要赶上半个月的报纸钱了。
“你什麽时候发现我的？”我装作不经意的问他。
陈沧水无声笑了。
他的态度让我终於恼羞成怒：“陈组长！耍著我很好玩是不是？”
他只是笑，摇头道：“我不是耍你。因为我根本没注意有没有人跟踪我。”
“那你怎麽知道来的人是我？”我糊涂了。
他弹了弹烟灰，瞥了我一眼：“你不是住在我家对面的楼里天天监视我吗？如今兄弟们都撤了，我要出门，你只能自己出来跟踪。我看了你的档案，跟踪课几乎满分，猜你应该是跟的过来的。哎……”他似乎觉得有趣，一摊手道，“你压根没给我联系方式，你说我要找你出来，是不是只能这麽做？”
我被他的明枪暗棍讽刺的又羞又窘，却一丝脾气也发做不出来，只能狠狠的吸著烟，当作是他的喉咙般，掐断了，踩碎在脚底下。
“说吧！到底叫我有什麽事儿？”末了，我冷冷地问他。
“没事儿。”他靠著墙冲著巷子外面的十字路口努努嘴，“咱们来看看热闹。”
他话音未落，大街上就响起了枪响与尖叫。
几个年轻人围著脸，穿著学生装，混杂在人群里，冲著安顺路029号洋房里出来的人开枪。那人已经倒在地上，浑身血泊。
学生装的年轻人嘴里喊著“替天行道！铲除汉奸！”直到把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尽才匆匆的跑了。他们个个眼睛放光，手掌发抖，走的时候还仿佛大英雄般趾高气昂，唱著毕业歌而去。
真是蠢到了家。我在心里骂了一句。
上海沦陷後，一时间涌现了许多激进团体，最出名的莫过蓝衣社和忠义救国团。专干暗杀。据我所知，表面打著只杀汉奸日本人，却经常秘密杀了许多赤色分子。蓝衣社据说还得了蒋委员长的密电嘉奖。
像这群张狂暗杀的小团体，也比比皆是。只是太过稚嫩愚蠢，策划不周密，给76号更多的借口抓人来枪毙而已。
“他们今天要杀的人叫做席时君，以前在日本留学医学，回国後在上海工部局开设了注册诊所，後来日本侵占上海，他便做了上海警察局局长卢英的秘书主任，後来又兼任日本开设的支那语研习课教师。”
外面已经拉了警报，警察局的人已经赶了过来。从那洋房里又走出了两个人。一群人在尸体周围紧密围著。却不像是死了什麽大人物。
我皱了皱眉头：“他们杀错人了吧？”
“嗯。他们大概杀了席的家庭教师”陈沧水点头，“上面本来就担心这个小游击队无法完成任务。果然不出所料。”他递给我一张照片。“这个才是真正的席时君。”
我递过照片来看了一眼，初步判断应该在四十五岁以上，身高不超过一米七五。
“他在公共租界养了个小情人，明天下午会去。你把他解决掉。”陈沧水说。
“为什麽不让这个游击队继续暗杀。”
陈沧水笑了笑：“他们现在被盯得太紧，没办法动手了。你去解决了，也算作是他们做的，反正他们如此张扬，抓住被枪毙也是迟早的事情。”
他在这点上，倒是与局长有相似的地方。可若说不同，也是极大的不同。
陈沧水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，若是秦沛霖来说，就是一张万分惋惜的悲恸。真不知道他二人这般的习惯，哪一个更好一些。
只是无论是哪一种，我这个做人下属的，只能乖乖领命。
我收起心里那点儿子伤感，没再多说，把照片放入兜里，答应一句：“知道了，组长。”
禁射区（8）暗杀
早晨大雾未散，从弄堂里可以听见远处电轨车当当响的铃声。报童开始吆喝著送报，嘴里喊著“三毛钱，三毛钱”。
对面大院的栅栏门，“嘎吱”开了。
有个穿著